2010年12月9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个身穿黑色西服，胸前捧着一个白色圆桶状旅行袋缓缓走进了机场贵宾厅。
一个中年妇女从这个身穿黑西服的人手中接过旅行袋，而他的丈夫则小心翼翼的上前扶住她，两人很久在分开。
这时众人发现，这名中年妇女早已经红了眼睛，她双手扶着旅行袋，从里面取出来一个淡黄色的骨灰罐，这个骨灰罐上面的盖子已经有些破损，罐子上面写着三个字：
对这个名字，在当时而言，很多人还不知道，随着15年后，一部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的热播，朱谌之的大名也将为世人熟知。
1950年6月10日，最高当局授命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最后宣判，判处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枫死刑，此案在台轰动一时，而朱枫是四人之中唯一的女性。
此次机场迎接回来的，就是朱枫的骨灰，而此时距离她牺牲已逝去了50年，在机场迎接的人中，那名哭泣的中年妇女，就是朱枫的外孙女徐云初，扶住她的是他的丈夫李扬。
五十年代初，随着台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后，其中受牵连被捕者达到了1800余人，这其中有1100余人被杀害。
1950年6月10日，陈宝仓在台北马场町被处决后，遗体因高温迅速腐烂且无人敢认领。其妻师文通在香港委托在台友人陈克敏和唐辉麟冒险领回遗体，二人凭陈宝仓右眼失明的特征在刑场辨认遗体，并支付费用火化。之后通过陈宝仓女儿的同学、时年仅17岁的殷晓霞冒险偷渡运回香港的。1953年，陈宝仓烈士骨灰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吴石将军的骨灰是经小女儿吴学成1994年从台湾带回大陆，并与夫人王碧奎的骨灰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
有关聂曦的骨灰是如何运回的，各方面资料记录都不一样，但比较一致的说法是通过其表妹杨韵清（受聂曦妻子高秀娟委托）收殓，并最终带回的。
尽管朱枫在牺牲后不久，就被追认为是革命烈士，海内外均知晓这一条消息，可当时有关方面认为，在台湾尚未回归的情况下，公开纪念朱枫是不适宜的。
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朱枫的女儿朱晓枫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还被人诬陷过，有人曾称在台北的大街上看到过朱枫，并称她已经叛变。
1983年，中央调查部下发了《关于朱枫的组织结论》，才又重新明确了朱枫是革命烈士。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关部门在内部还专门召开了一次纪念朱枫的座谈会。
随着吴石将军的骨灰归葬祖国后，有关寻找朱枫烈士骨灰的事儿才引起了有关方面高度关注。
根据朱晓枫的女婿、女儿徐云初的丈夫李扬回忆，真正让家里人动了找朱枫骨灰念头的是源于一个很偶然的事情，他们在2001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上发现了一篇署名秦风的文章《战争后的战争》，其中提到了吴石案，并配了一张朱枫牺牲时的照片。照片上朱枫大义凛然，让人动容。
“这是我50年后第一次看到当时的情景，一时间感慨万分，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的心情。”
朱晓枫立刻通过《老照片》，联系到了这篇文章的作者秦风，即台湾作家、新闻和文史工作者徐宗懋。
2003年春，朱晓枫夫妇在《朱枫传》作者冯亦同的陪同下，还专程到了上海，见了徐宗懋一面，徐宗懋本人又是一个极其热心肠的人，鉴于各方面都想找到烈士的遗骸，他很爽快就答应下来。
徐宗懋并不是当年那些事情的亲历者，根据后来对他的采访，他之所以能得到这些照片，是源于1999年在一家老报社相片柜子底部找到的。
“我只知道是时期杀害特工的照片，对详细情况并不了解，但每个照片都有明确的人名。”
2000年，徐宗懋在征得批准以后，将这批照片以“文化局”的名义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地下展厅公布。
根据朱晓枫提供的线索，朱枫在牺牲以后，她的遗物以及遗骸是由在台北的养女陈志毅（小名“阿菊”，又名陈莲芳，下文均称陈莲芳）、丈夫王朴（又名王昌诚）收敛的。
不过，想要找到一个几十年前的人，并不那么容易，徐宗懋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几乎动用了他能够动用的任何方式，包括在电视台、报社刊登寻人启事，但找了几年，一点消息也没有。
徐宗懋拿着朱晓枫的委托书向台北市政府寻求帮助，差不多两周后，承办人打电话通知他，在滤掉了一批同名同姓的人后，有一个符合标准要求，但徐宗懋兴冲冲的上门去，只聊了两句，他就发现，这个人并不是他们想找的那个人。
就在徐宗懋灰心丧气的时候，他忽然想到以前在台北当过“民政局长”的林正修，这个人不仅从事过户籍管理的工作，还举办受难者的纪念活动。
有了朱枫养女的消息，徐宗懋顿时有种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可当他真正见到陈莲芳的时候，才清楚自己把这件事情想简单了。
朱枫49年去台湾，主要是因为养女陈莲芳刚生孩子，这才写信给母亲来台湾小住，顺便照料，当时陈莲芳的丈夫王朴是台湾警务局电讯处的处长，所以很轻松就能弄到入口证（台湾从1949年5月进入时期）。
2005年3月，徐宗懋在友人林正修的陪同下，前往陈莲芳所在的老人健康疗养院。当时，陈莲芳已经85岁，老态龙钟，但身体还算健康。
“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事实上，从当年遗留下来的档案可以得知，在朱谌之枪决后，曾向当局申请领回母亲的遗骸和遗物，当时“军法局”还同意了她的申请，但陈莲芳事后并没有去领。
徐宗懋事后给朱晓枫打了电话通知此事，电话那头朱晓枫对陈莲芳有此反应也表示了理解。朱晓枫虽然幼年时见过陈莲芳，但彼此关系并不亲近，思来想去，她在电话里告诉徐宗懋：
“北京的陈兰芳是她亲姐姐，已经88岁了（2005年），很想她，很希望能见她一面。”
也就是在当天下午，徐宗懋再次到疗养院找到了陈莲芳，这一次他拿出了朱晓枫之前提供的一张她童年时在东北的全家福照片。
陈莲芳精神缓和以后，话也渐渐多了起来，徐宗懋从她的态度上，感觉到她已经没把自己当成外人，只是对于是否与在大陆的姐姐联系，陈莲芳自己也拿不定主意：
“主要还是怕影响到我女儿（陈莲芳的女儿在台政府工作），让我再考虑一下。”
原来陈莲芳当年竟然是在为保密局工作，徐宗懋一下子想起来，难怪从户籍查不到陈莲芳夫妇，因为他们压根是故意躲着不让任何人找到，也是故意不与在大陆的亲属联系。
徐宗懋后来进一步查到，1950年6月10日，朱枫在台牺牲后，陈莲芳曾向当局申请拿回母亲的遗骸以及遗物，“军法局”还批准了他们的申请，但是陈莲芳后来却没有去。
陈莲芳之所以一开始对徐宗懋态度冷淡，且拒不承认朱枫，还在于他把徐宗懋当成了上门调查的特务。
陈莲芳当年并没有去给母亲收尸，这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当年朱枫牺牲后，她的遗体和遗物都无人认，应该是被当局依规定处理了。
当年，吴石，聂曦牺牲后都亲属认领其遗体，陈宝仓虽然无亲属认领，但他在大陆的亲属通过关系将他的骨灰送回了大陆，唯独只有朱枫形单影只。
徐宗懋找朱枫遗骸找了两年多，始终没什么消息，朱晓枫始终都很淡定，并对他十分感谢：
“秦风（徐宗懋笔名）先生真的是完全出于好心帮忙，他从没收过一分钱，我觉得能做的也已经做了，真的不能再为难人家。”
2005年10月，朱晓枫回到老家浙江镇海，在镇海区政府的帮助下举行了一个公开悼念活动——纪念朱枫诞辰100周年，国务院副秘书长、战争年代情报工作负责人罗青长听说后，还特意派了儿子罗援来参加。朱家都把这次纪念活动看成是一个告别仪式，特别是朱晓枫，毕竟她年事已高，如果此次找不到母亲的遗骸，再往后就很难找到。
2009年12月，台湾举行“2009秋祭”，这个“秋祭”活动其实从1993年就开始举办，是为了纪念五十年代因年代政治受难者的
当时，在台湾调查“时期政治受难者”墓冢和遗骸的潘蓁也受邀参加了秋祭，本来是为了寻找在时期失踪的父亲，但在在辛亥第二殡仪馆提供的一份名册中，意外发现了“朱湛文”的名字。
潘蓁曾看过秦风（徐宗懋）在《老照片》上发表的文章，里面记载了朱谌之的事迹，他认为，“朱湛文“与朱谌之只差一个字，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在抄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
冯亦同大喜之余，立刻又联系到了朱家，然后迅速到上海联系到了徐宗懋，尽管话里话外谈的都是“疑似”朱枫骨灰，但这一消息还是引起了众人激动。
根据潘蓁提供的消息，那本册子为《政治受难者墓区整建工程纳骨塔骨罐迁移名册》，名册上编号77的无主骨灰罐署名为“朱湛文”。
2010年1月10日，徐宗懋联系到了他的大学同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浤源教授，以“时期政治案件研究”的名义向台北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提出呈请，查询相关资料。
朱浤源以研究近代史的名义，调取了这部分资料，但很遗憾，除了名册上面的编号以及名字外，其他任何消息都没有正真获得，至于有没这个骨灰谈，在哪里，并不清楚。
出于人道善良以及历史的尊重，朱浤源在后来的几个月时间里，连续出入了几个可能放着这一类骨灰坛的公墓。
当时，正值二三月间，台湾阴雨绵绵，天气十分寒冷，朱浤源不顾寒冷，亲自走访，付出了很大的辛劳，朱晓枫的女婿李扬后来谈及此事，心中仍然感激。
2010年3月4日，朱浤源前往富德公墓，在第11墓区的纳骨室内终于找到了标号“77”、外套白色编织袋的“无主骨灰罐”。
就在众人欢欣鼓舞之际，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打开包裹着编织袋子后，朱浤源注意到这个无主的骨灰坛除了编号能对得上外，袋子外面写的名字与里面坛子上的名字根本对不上。
朱浤源立刻向公墓管理处反映了这件事，并出示了朱晓枫的委托文件，公墓管理处也很看重这件事，下令在一个月扫墓期过去后，将纳骨室数百个错置的骨灰坛做全面的整理。
朱浤源与朋友也参与了骨灰坛的整理工作，因为正值阴雨天，加上墓地阴气极重，朱浤源与他的朋友在之后三天身体上均出现了不适
2010年5月6日，经过公墓工作人员和朱浤源数小时对每个骨灰袋的翻检，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刻着“朱谌之”名字的骨灰坛。
“骨灰坛上的朱谌之几个字，‘谌’和‘之’都是有些连笔，是容易连着写的，所以才会被登记人员误写成‘湛文’。”
尽管朱枫的骨灰已经被找到，但如何拿出来并送回大陆却又成了难题。当时大陆与台湾虽然已经“三通”，但处理此类事件尚属于首次。
朱家一开始考虑是让朱浤源把这个骨灰领出来，但朱浤源教授后来被单位要求，不许再参与此事。
也许是因为此案特殊性，当时台当局开出了相当繁琐的手续条件，根据李扬后来回忆：
“要公证她是谁，公证你是谁，公证所有关系，一层层地做，都是从未有过的先例，事情繁琐到几乎荒谬的程度。”
本来朱家人考虑在朱枫牺牲的祭日（6月10日），将她的骨灰带回家乡，但因为手续过于繁琐，竟然导致烈士归期一拖再拖。
尽管海协会在8月4日就此事致函海基会，但海基会仍然就朱家人赴台一事开出了极为繁琐的手续条件。
当时大陆人在台湾去世，已经有了专门移灵的方式，李扬后来考虑，还是以民间的名义来做这件事，因为朱枫身份很特殊，当时国内相关各部门也都大开绿灯，为迎接烈士做准备。
2010年11月底，李扬办好了全部的手续，殡葬协会请台湾殡葬协会的会员生命公司来承担这次送回遗骨的任务，时任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亲自护送骨灰飞赴北京。
也许是因为年纪大的缘故，朱晓枫没有在北京机场出现，而是由朱枫的外孙女徐云初接骨灰。
2011年7月2日，朱枫的骨灰在其外孙女徐云初的护送下飞往宁波，朱枫的女儿朱晓枫、儿子朱明均已经在机场等候，此后在有关部门协助下，朱枫烈士骨灰被葬在了浙江宁波镇海区招宝山街道的镇海革命烈士陵园内。
